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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花·春雨·江南


□ 王学泰

摘 要:

一提到春天,往往把它与江南联系起来,因为北京虽有“春季”,但几乎没有春天。当年在北京郊区(现在都纳入了市区)种地时,脱了棉袄,就穿背心,冬天姗姗而去,盛夏匆匆而至;就是原野中的荒草,刚刚看到嫩芽破甲萌生,转眼就是“孟夏草木长”了。因此,北方人,特别是北京人要领略春天、沐浴春光最好的去处就是“江南”。

  

  一提到春天,往往把它与江南联系起来,因为北京虽有“春季”,但几乎没有春天。当年在北京郊区(现在都纳入了市区)种地时,脱了棉袄,就穿背心,冬天姗姗而去,盛夏匆匆而至;就是原野中的荒草,刚刚看到嫩芽破甲萌生,转眼就是“孟夏草木长”了。因此,北方人,特别是北京人要领略春天、沐浴春光最好的去处就是“江南”。30 多年前我在《文学遗产》作编辑的时候,每逢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时候都要到外地组稿,特别要去长江下游、太湖周围的“江南”,那里不仅仅“春色冠年芳”,而且也是人文渊薮。

  从“江南”到江南

  “江南”这个词出现很早,先秦文献中就有,例如《楚辞·招魂》中的名句“湛湛江水兮,上有枫,目极千里兮,伤春心。魂兮归来哀江南!”这个“江南”的涵盖面是很大的,凡是长江之南皆可称“江南”。《招魂》中的“江南”指的是现今湖南。南朝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中的“江南”则包括了南朝梁的全部领地。宋代以前许多关于江南的绮语丽词,大多泛指长江之南。乐府古辞中的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;丘迟的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 杂花生树, 群莺乱飞”;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”等,都与现今词语中的江南有很大不同。

  两汉以前,长江流域的文化虽然也自有谱系(如良渚文化、吴越文化、楚文化),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,起码中原人士是这样看的。楚人陈相放弃了儒家学说,而改学产于长江流域的“许行之学”,被大儒孟子批评:“吾闻用夏变夷者,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也就说中原是正统的“夏”,而楚人之学是“夷”。又说:“今也南蛮鴃舌之人,非先王之道,子倍子之师而学之,亦异于曾子矣。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,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”。弃“夏”学“夷”就是“下乔木”入“幽谷”。庄子也把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,越人断发文身,无所用之”(到野蛮地区卖礼服)视为愚昧之举。即使到了汉代,无论经济还是文化,长江流域仍有百越遗风。

  经历了两汉的南北融合,和东汉以后的兵连祸接,中原汉人大批南迁,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步南移,特别是从晋朝南迁到南朝(宋齐梁陈)这近300 年中,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,南朝文化系统逐步形成,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经历了“五胡乱华”中原。待隋、唐统一中国,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,江南在经济文化习俗上的相对独立性也日益彰显,这在唐朝地域行政建制中也表现了出来。贞观元年(627 年), 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,将“古杨州(《禹贡》中所确立)之南境”分割出来,建立了“江南道”。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盛唐期间(唐玄宗天宝间)又将“江南道”分为东西,“江南西道”治所在洪州(今南昌),可简称“江西”,又称“江右”;“江南东道”治所在苏州,可简称“江东”(李清照就有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)或“江左”。我们今天常说“江南”这个概念基本上建立起来了。

  从唐末到宋朝的建立的近百年间,中原又一次陷于战乱,江南一带虽然亦有其问题,但社会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稳定,经济文化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(宋朝建立之初中原文化大幅度衰退,而江南文化处于领先地位),中原士人甚至把这里作为躲避战乱的场所,甚至是“安乐窝”。晚唐韦庄的《菩萨蛮》组词中有两首写到了江南:

  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

  炉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

  如今却忆江南乐,当时年少春衫薄。骑马倚斜桥,满楼红袖招。

  翠屏金屈曲,醉入花丛宿。此度见花枝,白头誓不归。

  “江南”成为“白头誓不归”之地。

  天上天堂,地下苏杭

  历史上唐宋两代常常并称,其实两代差别是非常大的。先从经济上来说,两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,宋代的生产力起码是唐代的十倍以上,货币发行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,唐代铸币的也不少,保持每年铸钱十万贯左右,到了宋朝,每年平均下来都是一百多万贯,铸币多的时候一年可达到五六百万贯。因为中国产银量、产铜量、产金量都非常的少,宋朝大量的铸钱还不够使,就铸铁钱,宋代铁钱非常多。宋代之所以有了“交子”(纸币的雏形)的发明和流行,其原因就在于金属货币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。

 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遥遥领先历代各朝,最高时达到14000 贯文。这个数字是清代末年有了“洋务”之后才达到的。

  宋代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的发展。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,一个朝代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农业。历数古来“盛世”都与农业,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关。像历史上第一个“盛世”——文景之治就与农业生产力突破性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(如农具改良、代田法实施等,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近千斤),盛唐则与小麦进入国人主食有关(石磨的发明与改进,小麦从“粒食”到“粉食”),两宋则与占城(今越南中部)稻种引进有极大关系。北宋真宗关心粮食生产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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